日前一名布農族原住民，因狩獵屬保育類的長鬃山羊，遭最高法院依違反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》(下稱《槍砲條例》)及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，判處3年半的有期徒刑。部分原民團體認為，此判決代表國家法制對原住民傳統文化及主體性的迫害，因而展開抗議，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。
「原住民狩獵」不僅是傳統生活中主要蛋白質的來源，其目的更在於透過狩獵過程訓練膽識、學習互助精神、提升部落族人的認同，是原住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早期國民政府對於原住民使用槍枝的管制，承襲日治時期做法，並未嚴格禁止。但隨民國72年《槍砲條例》的訂定，原住民不得再使用槍枝。
解嚴後，原住民族權益保障及文化保護漸受社會重視，因此在80年增訂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10條：「國家肯定多元文化，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；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並對其教育文化…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」。隨後，歷經86年、90年《槍砲條例》的2次修法，已完成原住民狩獵的除罪化。
惟為兼顧「槍枝管制」及「原住民狩獵文化保障」的利益，《槍砲條例》仍規定原住民製造、持有獵槍須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使用的槍枝須為「自製獵槍」，並且是「供作生活工具之用」。若未經許將可處2萬元以下罰鍰，而若使用非「自製獵槍」或槍枝非「供生活工具之用」，將仍有刑責處罰。
實務上，過去法院關於「自製獵槍」的認定，多依87年內政部函釋(台內警字第87701166)，須為殺傷力較弱、自槍口裝填火藥的「前膛槍」，若為殺傷力較強，則不屬自製獵槍；而「供生活工具之用」的標準，最高法院則多以「與原住民之生活有關且為其生活上之所需要」認定之(例如：最高法院99年台上5771號判決)。
而近年「最高法院102台上5093刑事判決」則明白表示，「自製獵槍」指原住民為供生活工具之用，自行製造具獵槍性能之槍枝，而該內政部函釋所擬的標準已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」，法院應不受其拘束。
而「供生活工具之用」之要件，則因社會發展與變遷，原住民生活型態改變，難期待其專以狩獵維生，且基於維護原住民傳統文化之考量，應從寬解釋，不應限定以狩獵維生。此判決出於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，對槍枝管制採較寬鬆的解釋，倍受學界肯定，並對於實務發展具重要意義。
此次布農族獵人的案件，承審法院之所以做出有罪判決，乃是由於法院認為系爭獵槍可裝填「制式子彈」，非以原住民文化所允許方式製造，與傳統原住民自製獵槍有所不同(詳參：最高法院104台上3280號判決、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原上訴17號判決)。就此看來，法院判決其實並未悖離上開實務發展。
雖然現行法原住民獵槍仍以「自製」為除罪條件，但就立法政策而言，並非沒有檢討空間。首先，就槍枝管制角度而言，以「殺傷力」之強弱作為區分標準應較合理，自製獵槍的火力未必小於制式手槍。再者，制式獵槍膛炸機率較小，安全性較高，要求原住民僅能使用自製獵槍狩獵，顯然忽視了使用者的安全。
而更根本的問題是，「狩獵文化」作為原住民傳統的內涵，其狩獵方式本不應由他人定義。更何況「傳統」並非一成不變，「獵槍」本來也不是原住民固有的狩獵工具，但隨文化演進，漸成為傳統文化的一環。
為落實槍枝管制，應可透過使用槍械的專業訓練，就「使用資格」建立管制制度，而非糾結於槍的種類究屬於「自製/制式」問題上。尊重差異性文化已是國際趨勢，但現代社會法律規範與原住民傳統生活習慣必然有所扞格，如何調和二者衝突，已是現代國家不容迴避的課題！
作者介紹：現任立法委員李貴敏，從知名跨國智財、併購、專利的執業律師，一頭栽進國會殿堂，以法學的專業背景，專注於公共事務的立法正義。熱情活力十足的她，不僅在交大科法所、東吳EMBA任教授業，現更與卡優新聞網合作，將其理念、思維與情感，透過文章與國人溝通、分享。
《本專欄固定每週二刊出》
【2015-12-15 卡優新聞網】https://www.cardu.com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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